朱宁教授：三重巨变叠加，如何抓住划时代的科技机遇

未来5年：哪些挑战？哪些机遇？

孙允广：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国家期望在经济上有较大突破，肯定还是要继续改革攻坚。您觉得在未来五年，可能会面临哪些“阵痛”？

朱宁：无论是全球历史还是从国内来看，改革从来都是一项很艰难的任务。

过去40年，我们的改革开放能取得很大的成绩，是因为经济在不断快速增长，增长过程中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有一个政治上的理论，认为改革是“赎买”，意思是我用我的资源来承诺你今后的好处。

因为“饼在做大”，大家普遍能分享到增长红利，即使自己的份额占比没有提升，也始终处于“有所得”的状态，自然不会过多计较。尽管一些群体的份额占比是相对缩小的，但这种差距被整体增长的红利所覆盖，并未引发明显分歧。

但是，现在经济增速慢了，“饼做大的速度变慢了”，增量红利变少了，大家就盯着自己的份额了，我的那份变大了还是变小了？这是在争夺存量利益了？

在行为经济学里，有一种现象叫“处置效应”。就是投资者在处置资产时表现出的系统性非理性行为：倾向于过早卖出盈利的股票，而过长时间持有亏损的股票。这在改革语境中同样适用：人天生就有“损失厌恶”心理，格外不愿放弃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一方面是利益所致，一方面是心理所致，都会让大家对存量调整产生强烈抵触，这无疑大幅增加了改革的推进难度。

所以，改革会带来多个领域的阵痛。

一是资产负债表的阵痛。原来觉得自己是千万富翁，房子跌了百分之三四十，财富直接缩水了。

二是挣钱更累了。我们现在提倡“反内卷”，由于竞争激烈，获得同样的收入，每个人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比如，我最近跟滴滴司机聊天，很多师傅说，现在每月挣的和疫情前差不多，但工作时间从8-10小时涨到14-15小时。现在人们想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得付出更多。

三是就业难。每年上千万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比以前难多了。

四是公共福利可能降低。房地产这个重要的财政收入缩水严重，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很大。之前大家认为，深圳中学老师是一个特别好的岗位，有寒暑假、收入高，还是事业编制。但即使是深圳这么“浓眉大眼”的城市，一些福利保障也开始下降，其它城市可想而知。医保、公交等社会保障体系，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当然，还有来自国际上的压力。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美国对中国的顾虑和限制的心态也在进一步强化。由于美国自身自信心的滑落，它对竞争对手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美国对中国的限制也会越来越多。

孙允广：挑战和机遇是并存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有哪些可见的机遇？

朱宁：您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英文有个词叫crisis，中文译为“危机”。在中国智慧中，危险和机遇永远是在一起的。

我们先讲机遇，主要包括三大方面：

第一，肯定是高科技，我认为科技机遇是划时代的。1900年之前，人类的平均寿命只有40岁左右，上千年都如此。但是，通过医疗技术的提升，现在全球人类的平均寿命在73岁左右，接近翻倍了。在过去100年，因为高科技，发生了很多我们原来想不到的事情。

人工智能会颠覆各个行业。作为一个教授，其实我就挺紧张的，白领的工作更容易被替代。律师、会计这些都是首当其冲的。越标准化的、用脑的、用文字的，越容易被替代。

而且，因为人工智能的效率很高，不用吃饭、不用睡觉，它可以采用“穷尽”的方式，连续工作。很多问题我们人类不是解决不了，而是在穷尽的过程中，我们消耗的资源和时间太多了，但人工智能没有这个局限。所以，人工智能会改变各个行业的创新能力，甚至是颠覆式的。那在这个过程中，会创造大量的机会。

第二，全球化机遇。近些年，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国内最大的3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里，接近一半的收入来自中国以外的市场。企业的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全球化运营能力都在提升，能抓住越南、印尼等新兴市场的发展红利。

第三，财政发力带来的机遇，这是比较传统的，但我仍然看好。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财政刺激政策和产业政策通常会呈现“前高后低”的趋势。所以，在新的一年里，在新产业扶持、社会福利保障完善、高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我认为都会有不少值得期待的机会。

孙允广：现在大家都在说要“构建统一大市场”“促进国内消费”，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您认为该往哪些方向发力才能真正见效？

朱宁：我一直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拥护者和宣传者。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目前，我们是在一个相对比较传统的财政思维框架里，仍然认为财政赤字是一个比较重要、不能越过的红线，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是一个超低利率的环境，全球主要经济体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其实，我认为国内财政政策还有很大的发力空间，甚至可以适当提升财政赤字上限，只要用对方向，就能发挥最大效用。

在现有资源条件下，财政政策可以重点往三个方向发力：

第一，引领产业升级。通过设立产业大基金、发放政府补贴、政府采购等方式，整合行业资源，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和“伟大”的企业，让国内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第二，财政如何能通过基础设施来更好地协调地区关系，破解“各自为战”的困境。现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很难统一起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各个省份都有自己的目标和KPI，容易出现“以邻为壑”的地方保护主义。隔壁省份的经济增长比我快了，怎么办？别的书记进步了，我没进步怎么办？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考虑。

“KPI锦标赛”的心态在过去5年已经有了很大的调整，至少各个地方的官员已经不再通过简单的负债手段来推动经济发展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进步。那么，如何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比如，在道路物流、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领域为大家托底，搭建公平竞争的平台，让各个地区在平等的环境下竞争，避免过度内卷呢？

第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面提到了，坚持“投资于人”。人的流动性是很高的，带来的生产效率也是巨大的。

如何能够鼓励人在不同的城市、区域之间流动呢？关键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壁垒，给农民工、长期在城市工作但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提供最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包括医疗、教育、失业保障和再就业培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鼓励人口自由流动，释放消费潜力。

不过这里有个深层问题必须解决，现在财政拨款大多是按户籍人口分配的，如果这个机制不能做相应的调整，地方政府很难有足够的资源去服务大量流动人口，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任务。

另外，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城乡二元化、工业和农业二元化的经济体系，广大的非城市居民为国家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提升他们的社会福利保障，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

比如，给农村老人每月增加100元养老金，这笔钱对城市居民来说可能不多，但对农村老人来说需求很迫切，他们拿到手后大概率会直接花出去，因为他需要这100元钱。从这个角度来看，财政政策是可以发力的，这能有效带动基层消费。

关于经济叙事：要实事求是，

要乐观，但不要太乐观

孙允广：您的导师罗伯特·席勒，是大名鼎鼎的诺贝尔奖得主。席勒教授是研究经济叙事的。我查了一组数据，这两年居民储蓄率一直在上升，只是增速变慢了。他提出过一个“节约悖论”，没有信心就去储蓄，储蓄越多越影响信心，而信心又是走出通缩，敢于消费的关键。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官方说的经济情况和老百姓的实际体感有“温差”，我们该怎样去构建一个合理的经济叙事体系？

朱宁：这个问题我专门做过深入研究，席勒教授在《叙事经济学》里，讲得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信心和预期对经济的影响。

2008年，他在《动物精神》里提出的“信心乘数”，有信心的时候，所有积极的信号都会被放大，大家愿意消费、愿意投资；没有信心的时候，所有负面的消息也会被放大，大家只会捂紧钱袋子，不敢行动。

回到100多年前的大萧条，凯恩斯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总需求（有效需求）不足时，怎么能够恢复市场信心？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当整个市场都陷入信心危机时，政府必须站出来提供信心；当经济陷入失业困境时，政府必须提供就业岗位。所以，信心和预期，对当下的中国经济来说太重要了。

回过头来说，建立合理的经济叙事，我有如下建议供大家参考：

首先，实事求是。事实就是事实，你不能改变它，你可以掩盖它、推演它，但是改变不了。

而且，要主动解释清楚“官方数据”和“大众体感”的差距——官方数据大多是扣除价格指数后的实际增长数据，而大家在现实中感受到的，是包含价格波动的真实生活成本。在价格下行的趋势中，就容易出现“官方数据看起来不错，但个人体感不佳”的情况。如果长期不解释这种差距，只会进一步消耗官方数据的公信力。

政府的公信力还是很重要的，如果大家总是觉得，官方传递的信息和实际情况不相符，政府的公信力就会受到影响，后续再出台新的政策，就很难实施下去，这就是典型的“塔西佗陷阱”。

第二点，整体基调要偏乐观。情绪是会传染和叠加的，一旦全社会形成悲观情绪，不仅会影响社会心态稳定，还会让消费者不敢消费、投资者不敢投资，形成恶性循环，进一步压制经济增长。所以，需要通过客观的叙事，营造偏乐观的社会氛围。

当然，不能脱离实际过度乐观。心理学研究早就证明，人的获得感和满足感，来自现实与预期的差距。只有当现实高于预期时，大家才会有满足感。如果把经济叙事构造得过于完美、过于乐观，大家的实际体验达不到预期，对信心的挫伤，会比低预期却被超越的正面效应大得多。

美国的一所常青藤——宾夕法尼亚大学，其中的沃顿商学院非常著名，特朗普后来就转校去了这里。

宾大有几年发现，自己的排名下降了。宾大营销系的老师就进行调研，调研之后发现——他们曾经在招生时，给申请人承诺得太多、太好了。以至于学生认为，我来到了沃顿商学院之后，我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

这种心态反而影响他们在整个求学过程中，对学校的满意度和对沃顿品牌的认可。后来他们调整了策略，有意识地降低申请人的预期引导，反而学生的满意度和学院的排名都慢慢上升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预期特别重要，叙事特别重要。如果科学管理信息、合理引导预期、构建客观的经济叙事，是当下经济逐渐下行的过程中，经济政策中要重点关注的领域。

孙允广：确实是这样，改革开放初期，不管是市场环境、法治环境还是物质条件，都比现在差很多，但那时候大家普遍觉得有奔头、有幸福感。现在纵向对比，生活水平其实提升了很多，但有很多人觉得压力大，是不是也是预期管理的问题？

朱宁：你说得太对了，这就是预期与现实的错位问题。

不是现在的经济不好，而是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大家习惯了那种“高歌猛进”的节奏，潜意识里认为这种增长会一直持续下去，对未来的预期也越来越高。现在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增长节奏慢了下来，但大家的心态还没及时调整，依然用过去的高速增长预期来衡量当下，自然会产生焦虑和不满。

我最近刚完成了一本关于非线性思考的书，特别指出了在巨变的环境下，我们不能依靠过去的经验来指导未来的决策。

而且，客观来看，5%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里已经处于领先水平，和印度的增长差距也不大，大家的焦虑，更多是因为预期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节奏，而非经济本身在倒退。我们要在这种变化的趋势中，调整自己的心态来适应一个中速增长的环境。

我们的底气和韧性在哪里？

孙允广：现在全球变革、技术变革，来得特别快。经济学里说的“低垂的果实”，在很多领域已经被摘完了，再加上AI带来的技术失业风险，马斯克甚至预言2030年AI的智慧总和会超过人类。在这种内外部挑战叠加的背景下，中国的韧性主要体现在哪里？

朱宁：席勒教授在很多著作中提到过，不管是纺织机、火车诞生，还是电子管的问世，整个社会对这类技术进步其实都充满了担忧、恐惧，甚至出现过激烈的反抗。

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毕竟新的技术总会打破固有的秩序和认知。而且我最近和全球商业领袖沟通时，经常会聊到一个核心话题——我们正处在一个三重巨变叠加的时代，分别是地缘政治巨变、技术巨变和气候巨变。

为什么按照这个顺序呢？这三重巨变，各自意味着不同维度的终极挑战。地缘政治的巨变，其影响直接且残酷，它可能导致一个国家彻底陷入动荡，甚至不复存在，委内瑞拉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技术巨变的冲击力则直指人类本身，尤其是AI的快速发展，AI最终一定会逼着我们人类深刻反思：我是谁？人类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而气候变化，远比前两者更可怕，它可能最终导致地球都不存在的这种变化。

最关键的是，这三大巨变并非依次发生，而是在当下这个时代，同时高速发生。这无疑是一个百年一遇的特殊时期，对每个人、每个企业、每个国家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当然，也暗藏着改写格局的全新机遇。

我认为，中国在大国竞争中有非常明显的优势。远的不说，欧盟其实在过去20年中，国际竞争力是明显下降的，技术领域也明显被中国和美国两个重要的经济体，落在了后面。

在这种国际竞争中，我认为中国有好几个非常明显的优势：

第一，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民族性。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优势，我们愿意通过脚踏实地地努力，去追求更好的生活，这种品质在全球都得到认可。相比之下，有些国家的生活方式，依赖高福利和全球化红利，在全球化退坡、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很难长期维持。

第二，对稀缺时代的集体记忆仍在。中国真正富裕起来，只有过去20年的时间；能彻底吃饱肚子，也才40多年。这种对贫困、对稀缺的记忆，没有被磨灭，让整个社会依然保持着很强的奋斗驱动力，大家愿意为了更好的生活付出更多努力，这种动力是很多发达国家不具备的。

第三，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深厚联系。中国一直坚持不结盟运动和南南合作，和很多发展中国家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合作基础。过去十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远快于发达国家，这种全球化布局，有助于中国的技术标准、创新成果在全球推广，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第四，和平发展的理念和政策的一贯性。中国自始至终都没有威胁或侵犯过任何国家，在国际上积累了很高的公信力，这对技术输出、国际合作都至关重要。而且中国的政策，会根据经济反馈和现实情况进行微调，始终保持一贯性和稳定性，但是不会出现剧烈摇摆。

相比之下，美国的新能源政策，在特朗普1.0期间（鼓励化石能源、打压新能源）和拜登政府（压制化石能源，扶持新能源）之间180度的逆转，然后四年之后，特朗普2.0上台，再次逆转，浪费了大量的发展时间和资源，这就是鲜明的对比。政策的可预见性、透明性和一致性，对经济发展、创新发展都特别重要。

孙允广：把时间拉长到30年的维度，中美两国谁会更有竞争力？

朱宁：竞争力是一个多元的概念，不能简单用GDP总量来衡量，它还包括创新活力、社会满意度、经济韧性、社会包容性等多个维度，所以很难直接评判30年后中美谁更强。

五年前，很多经济学家都乐观地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30年后会超过美国。我现在对这个预测不那么乐观，而且，我觉得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这个预测也不像过去那么乐观了。因为，我们确实看到了，在过去五年里面，中美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而且美国的反移民政策会导致劳动力供给受限，中国的人口收缩趋势也日益明显，这两个都是确定性的挑战。我认为，如果只讲总量的话，未来中美两国经济可能会呈现并驾齐驱的态势，谁也无法轻易拉开差距。

不过有两点是比较确定的：

一是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依然会远高于美国，这意味着我们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市场空间，发展潜力依然巨大；

二是，未来二三十年，将是高度不确定的时代，地缘政治、技术变革、气候变化等因素，都会影响全球格局，没有任何人能做出绝对可靠的预测。所以，与其纠结于预测结果，不如专注于做好自己能掌控的事情，在这方面，中国比美国做得更好——美国现在更多的精力，放在打压竞争对手上，而不是提升自身的发展质量，这种思路注定难以长久。

孙允广：从经济学角度，我们应该从美国的优势地方学什么，或者吸取什么失败的教训？

朱宁：我认为美国有三点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第一，包容失败的容错文化。这点对于企业家、对于创新创业都特别重要。比如，马斯克就是个连续创业者。他为什么能不断地去创业呢？在美国，创业失败不是污点，不会被社会歧视。而且，在美国我参与过很多学术研究，甚至会用完善的破产机制和破产法，保护创业者的基本权益，给他们重新开始的机会。

其实在过去几年，特别是房价调整了之后，很多企业家上了失信名单，我特别大力地呼吁，我们要完善破产法体系，包容创业失败，要给他重新出发的机会。包括那些在高点买房的年轻人，要给他们留足缓冲空间。这一点美国确实做得很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过去100年，美国在创新创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孙允广：相比之下，这两年我们国内企业家的心理压力反而更大。

朱宁：是的，不只来自企业运营和管理方面，也可能来自方方面面。所以我认为，鼓励和保护企业家、保护创新创业，应该要落到实处。

第二，实事求是、数据驱动的经济政策制定逻辑，这是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看法。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制定政策时，始终坚持做对美国经济中长期最有利的事情，哪怕这些政策在短期内，会对就业、GDP增长以及对特朗普的中期选举产生不利影响。但从联储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这种在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之间的平衡能力，值得我们学习。经济是一个复杂的均衡体，不能为了追求短期的增长数据，而伤害长期的发展根基。

第三，美国作为一个历史较短的移民国家，社会包容度相对较强，而且很开放。我们很多国人去了美国其实很不适应。市政府在哪里？根本没人知道。一般只有三件事会去市政府，结婚、生育（领出生证）和遗产登记。

而且，美国的等级制度观念相对较弱，不同肤色、不同背景的人，都能找到发展机会。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秩序感和等级观念相对较强，未来需要在传统与开放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

关于房价、股市和养老

孙允广：2024年我们见面的时候，您当时说房价还有两三年、20%～30%的调整空间。那么在今天这个节点上，您怎么看？

朱宁：我认为房地产还在触底的过程中，很多城市还没到真正的“钻石底”。

首先，房地产是地域化的分散市场，并不是全国统一的。有的城市在2018、2019年就见顶了，上海可能比较晚，大概要到2022、2023年见顶。因此各个城市进入顶点的阶段不同，处理方式自然也不同。

其次，就像A股“牛短熊长”，熊市要七八年才能探底，房地产市场也是如此，需要一个慢慢调整的过程。

最后，过去两年的政策中，房地产提出了“止跌回稳”，最近的会议也指出要“持续发力”，但现在更多依靠市场逐渐发挥作用，所以，很多城市已经快接近底部了，但可能还有个一两年的调整空间。

孙允广：是的，底部其实是一个空间，不是一个点。那没买房的年轻人，你有啥建议？

朱宁：关于买房的问题，我有如下建议：

第一，我觉得住房是人生的一个必需品，从这个角度来讲，要考虑买房。很多年轻人在早期，没有考虑长期资产配置，这是相对天真的想法。

第二，量力而行。很多年轻的朋友之前有些“受伤”，掏空了6个钱包，自己的财力可能还不能跟上还贷的压力，这对个人、家庭、社会都是潜在的风险。别把房价暴涨当买房的主要理由，一定要量力而为。

第三，别想着一步到位，要“和房子一起成长”。不用追求三代同堂的大房子，先选能让自己享受生活、助力事业的房子，以后有条件再换，因为生活一直在变，房子就是当下帮你成长的工具。

孙允广：是的，“和房子一起成长”，您的这个观点特别好。不是过去那种“一套房子一住就是一辈子”的心态，如今是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了。最近，A股突破4100点，大家都很兴奋，“牛市”真的来了吗？

朱宁：过去12到18个月，我一直鼓励我们中国的投资者，看好A股市场。

有三个原因：

首先，市场第一。对比过去十年，近12-18个月的A股估值偏低于历史平均水平，这意味着它的下行风险小、上涨空间在逐渐打开。

第二点，房地产缩水后，股市成了稳定市场信心、改善投资者预期的重要资产类别，政府也想造好股市，推动股市的稳定和发展。

第三点，以DeepSeek为代表的中国创新创业企业如今正在蓬勃发展，中美竞争加剧，中国政府需要通过资本市场助力这些实体经济的发展，进而提升我国国家安全能力。

不过有个悖论：如果大家都觉得今年是大牛市，资金扎堆涌入，涨得太猛，监管者可能会担心大幅上涨之后会下跌，从而进行一定的降温干预。就像2015年、2016年那样。

我个人觉得，如果市场没有出现大幅、急剧上涨，那这个牛市能持续蛮长一段时间的。这就是2026年，既乐观又比较复杂。

孙允广：那股市和房子这两个，您更看好哪一个？

朱宁：关于股市和房子，有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比较好回答：一线城市的房市和科技股，选哪个？我选择一线城市的房市。

首先，毕竟房地产已经跌了百分之三四十，而科技股部分板块确实出现比较明显的估值过高情况，是有泡沫的，普通投资者容易踩雷。

第二，从行为金融学角度来看，巴菲特说过：“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从逆向思维来看，大家都绝望的时候反而可能是机会。尤其是一线房地产市场，我觉得还是有它的稀缺性和吸引性的。

但要是说整体的股市（尤其是大A）和房地产市场，就不是二选一了，而是资产配置的比例问题。2021年前，基本上对一个中国居民家庭来讲，房地产占三分之二以上，现在可能降到一半了。以后，随着股市上涨，股市的比例可能还会涨。

而且，中国经济已经分化了，不能笼统说选哪个，得看具体城市、具体板块。还要考虑风险——房子不仅会跌，还可能卖不出去，股票除了跌停基本能随时变现，这些都得想到。

孙允广：80后的养老金还有保障吗？这个问题是否有解？

朱宁：养老金问题，这不仅是中国的难题，也是全球普遍面临的挑战。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需要新一代人贡献财务，来支撑老一代人的退休收入和福利保障，世界各国的解决方式不太一样，但也都大同小异。

背后有两大核心背景：一是人类寿命越来越长。医疗技术的进步，让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升，原来设计的养老金体系，已经无法满足长期发放的需求；二是过去30年，全球处于低利率、超低利率时代，养老金主要投资于债券等稳健资产，收益越来越低，增值速度放缓，但养老金的支出却在不断增加，收支缺口越来越大。

所以，最直接、最普遍的解决办法，就是推迟养老金领取年龄，美国已经从原来的60岁，逐步提高到67岁，未来很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到70岁。还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适当降低福利标准，来缓解收支压力。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两个现实问题需要面对：一是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起步较晚，养老金的积累规模相对有限，难以支撑大规模的老龄化群体；二是实行城乡两级分级的社保体系，农村养老金水平远低于城市，从财政承受能力来看，把农村养老金体系提升到城市水平，难度很大，因此这种二元结构，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更关键的是，当今，我国“老龄化”和“少子化”两大趋势在同时快速推进——老龄化让需要抚养的老人越来越多，少子化让能缴纳养老金的劳动力越来越少，收支矛盾会越来越突出。这两个问题并不一定会同时在一个国家出现，但我们国家这两个情况就同时出现了，而且演变速度非常快。

别说80后，就连70后，都未必能指望现有的社保体系会按当前的标准持续运行下去——我认为，从财务数据和现实逻辑来看，这都是不可能的。

这就带来了两个层面的挑战，也需要从两个层面应对：

宏观层面，社保基金理事会、人社部，这些我们养老金的管理者需要拓宽投资渠道，找到更多元、更高收益的投资方式，我的建议是推进养老金的全球化配置，通过多元化投资，分散风险、提高收益，缓解收支压力。

个人层面，我积极倡导和呼吁大家，积极参与个人养老的“第三支柱”（相对于“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和“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职业年金而言，“第三支柱”是指在养老保障体系中，个人自愿参与的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主动为自己的未来储备资金。

大家不要忘记一个很确切的现实，我对自己的寿命就是相对比较乐观的，我觉得我活到100岁没什么问题，年轻人将来活到120、150岁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不能再按过去70岁、80岁预期寿命来规划自己的养老了。即使现在的养老体系能够涵盖现在人的预期寿命，也涵盖不了30、50年之后的部分。要做好活到100岁的准备，每个人都是自己养老保险的第一责任人。年轻朋友也一定要尽早规划，做好财务准备。

孙允广：是的，关于“延迟退休”的相关调整在国内可能意见比较大，但其实是有现实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社会稳定、医疗技术发展，人类的寿命在实实在在地增长。

“人生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孙允广：最新人口数据是，去年新生人口跌破800万。很多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后，都出现了出生率下降的问题，这好像变成了一个无解的难题。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讲，现在年轻人生小孩，是不是一件经济上划算的事？

朱宁：半个世纪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斯坦利·贝克尔，他用家庭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过工作、上学、结婚、生育、退休等家庭行为，最后他加了一个特别经典的注脚：人生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如果你让我用冷冰冰、残酷的经济学模型来计算的话，那生小孩确实不是一件划算的事。有很多人计算过，在一线城市，把一个孩子从出生养到大学毕业，大概需要50万元，要是养两个，成本就高达100万元，很多年轻人未必有信心，在四五十岁的时候，挣出这笔养育成本。

但我研究行为经济学、行为心理学多年，我们必须意识到，人就不是一个理性的动物——包括诺奖得主、我的导师席勒教授也是这么认为的，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动物，结婚和生育也不是一个完全理性的行为。

席勒教授有本著作叫《动物精神》，我觉得我们人类带有动物精神，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

首先，我认为婚姻和生育，是一个人在年轻时候热情和激情的体现，人不是人工智能，我们是有感情的、不是完全理性的。

第二，这也是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我们在讲理性的时候，我们讲的不仅是个体的理性，还有社会集体的理性。大家必须意识到一个很可怕的现实，如果大家都不要小孩的话，今后的经济只会更糟糕，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个人的理性选择，最终可能导致社会的非理性结果，这是一个难以破解的悖论。

第三，我们现在讨论的人口问题，这真正压力可能要到2050年左右才会集中显现，30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

在经济学里有句名言：“在长期来说，我们都会死的”。无论政策制定者、社会还是个人，大家可能都不要想得太长远，把现在的生活过好。

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我也想坦诚分享一下我的个人感受：有小孩，是我这辈子最幸福、最宝贵的经历。尽管这个过程中，确实有很多琐碎的工作、意想不到的挑战，也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但正是这些经历，帮助我成长为一个更加丰富、更加成熟、更加能够理解生活的人。这种情感上的收获，是任何经济利益都无法替代的。

“尽人事，知天命”，给年轻一代的建议

孙允广：现在95后、00后的年轻人，很多都比较焦虑。我之前听过一个关于“完整叙事”的观点：小时候努力学习、考上好大学、再到找到好工作等等，这种线性的完整叙事逐渐消失了。现在00后找工作变得更难了，很多留学生回国后，找到的工作甚至长期来看都无法覆盖留学成本。

这种困境，是否需要宏观政策的更多倾斜，还是说年轻群体的信心丧失，是需要更多修行的？

朱宁：这个问题很大，也很深刻。我首先完全认同年轻人的这种感受，这种困惑不是个例，而是95后、00后的普遍焦虑。

其实不只是这代人，中国各代人，很难说有真正完整的人生叙事。过去三四十年那种“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线性叙事，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特殊现象，并不是社会的常态。我接下来出的新书，也会就“新线性思考”，和大家展开更多深入讨论。

现在所感受到的叙事破碎、未来迷茫，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对未来的混沌感。经济环境、就业市场变化太快，没有固定的规律可循，让人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努力，容易陷入虚无。

二是群体情绪的传染性。身边的人都在抱怨、都在躺平，自己很容易被这种负面情绪影响，失去奋斗的动力。

三是现实的负面印证。过去五年，大家担忧的事情，甚至没预料到的事情，都陆续发生了，就业机会减少、收入增长放缓。

究其原因，这里面有政策层面因素，也有个人的因素。但我认为，社会政策层面的因素占主导。这就像股市一样，只有大市整体上涨，个股才更容易跟着上涨，所以，先是宏观经济，再到资产价格，再到企业行为，最后才是个人——这是接受者。

要改变这些情况，政策很重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投资于人”，前几年也重点强调“灵活就业”，这些都是新的提法，是我们过去四五十年都没有的说法。这些政策信号，说明国家已经意识到了年轻人面临的困境，但政策调整需要时间，可能年轻人还没有太强烈的感知。所以，整个形势变化是非常快的，无论是管理者还是政策制定者，都必须进行相应快的调整。

从企业层面来看，我们东方文化中“论资排辈”的用人机制，确定还是普遍存在的，这在日本可能更加极端，他们叫终身雇佣制。但是我们企业还是必须要意识到，随着AI技术的快速发展，劳动力迭代的速度也是很快的，企业需要打破传统用人思维，更开放、非线性地雇佣年轻、有活力、掌握新技术的人才，才能适应时代变化，这也是企业需要做出的改变。

从个人层面，作为过来人，我给年轻人三个建议：

第一，一定要保持乐观。马斯克说过“悲观者很可能正确，但只有乐观者才能成功”，这句话很有道理。前几年我还从互联网行业学习了一句话，叫“相信相信的力量”，当然，这个鸡汤不能用得太广泛，但我觉得它确实是有价值的。人生很长，不是只有年轻时的这几年，未来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变化和机会，只有保持乐观，才会主动行动，才有可能抓住机会。

第二，坚持投资自己。年轻人最宝贵的资产，是你有很多不可知的事情，很多好的事情还可能发生。虽然你也会说还有一些坏的事情，但至少“死亡”离你还很遥远。你在提升自己的能力、修养和专业技能后，你会发现，你看到的世界和你之前看到的很可能完全不一样。

我们有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是，认为今后的生活会和现在的生活是一模一样的。我现在没找到好的工作，职业没有好好发展，今后一直是这样的。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假设，世界和人生每天都在改变，困境只是暂时的，要保持乐观地为自己投资。

第三，勇敢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年轻一代和我们那一代相比，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是，大部分年轻人基本上处在衣食无忧的状态，大家可能确实对自己的生活状态不是很满意，但其实没有真正地被生活考验到，没有“吃了上顿，下顿饭在哪”的生存压力。所以，你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所以，一定选择那些你真正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而不是社会、别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就是能按照自己认为正确和美好的方式生活，这一点我还是挺羡慕我们年轻人的。

其实，大家不用急于寻找所谓的“完整叙事”，叙事是需要时间沉淀的。

我也经常跟我的孩子们说，“尽人事、知天命”，你知道很多事情未必能成功，但依然全力以赴去努力；努力之后即便没有达到预期，也能坦然接受结果，我认为这就是相对完整的叙事。

孙允广：这几年很多人选择逃离北上广深，回到二、三线城市或小镇去生活。其中，一部分人会进入体制内寻求稳定，一部分选择灵活就业或自主创业。您怎么看这种变化？

朱宁：我始终认为，有年轻人去的地方，带来的一定是积极的影响。随着年轻人回到二、三线城市和小镇，他们的新观念、新思维、新技能，会慢慢影响当地的公务员体系文化、企业经营模式，甚至政商关系，推动当地的社会进步。

不过这种改变不会一蹴而就，需要很长时间，因为制度和文化的形成与改变，都是慢周期过程。我记得1997年我从北大毕业时，和同学们就讨论过“要不要回老家发展”的话题，当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有足够大的、志同道合的群体一起回去，形成合力，才有可能推动当地的变革；如果只是零散的个人回去，尤其是进入体制内，很容易被现有的体制和文化同化，难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不过我有个大胆的预测，很多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最后可能还会重新回来。回顾日本、韩国的发展历程，年轻人一旦习惯了大城市相对自由、开放的环境，呼吸过不受过多条条框框束缚的空气，再回到规则繁琐、人情社会氛围浓厚的小地方，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很难适应这种落差。

另外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随着地方财政状况收紧，曾经被大家热议的“县城婆罗门”群体，其待遇和福利可能会逐渐收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根本支撑不了这么庞大的体制内群体，以及其优厚的福利保障，现在县城公务员能享受到的待遇，20年后未必能持续。

还要提醒大家一句，不要觉得“考公”“进体制”的稳定叙事，会一直持续下去。虽然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这条路，但从历史规律来看，1978年之所以会发生改革开放，就是因为之前以公务体系、国有企业体系为主导的制度，已经无法支撑经济和社会的正常运行。如果考公、进体制能一直是最优选择，能支撑社会持续发展，就不会有当年的改革开放了。时代一直在变，没有永远的“铁饭碗”。

当然，一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就是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和空间。投资是高度个性化的活动，选择人生道路也是如此。人生不是一个需要精确解决的数学问题，而是一个需要用心体验的过程。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有自己认为最正确、最适合的生活方式，即便选择错了，也能从中学到教训，重新调整方向、再次选择。

人生从来都不是被最优化的方程式，而是一场只能经历一次的旅程、一次独一无二的体验、一次允许试错的机会，珍惜每一个选择，享受每一个过程，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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