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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复杂思维的9大原则

来源:春暖花开、书享界

作者:陈春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

导读:这个时代给予组织两个重要变量,一是持续的不确定性,二是万物互联。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全新的组织形态来回答挑战。罗家德教授在这一系列书中所要探讨的复杂系统视角下的组织管理之道,正是要管理者正视万物互连后,组织需要拥有什么样的组织思维,需要如何演化组织本身以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如何有能力获得组织与环境的共同演化。

正文

罗家德教授的这一套书,是他建立复杂系统管理学这一宏大计划的最新尝试和成果。当我提前拿到最新的这两本书稿展卷阅读时,我便想为这两本书所关注的命题及所呈现的思考点赞。它们突出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这一系列书所探讨的话题是现实的管理问题。

今天的管理者要面对的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因此,如何以复杂系统的视角来看待组织管理问题,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寻求答案的命题。

统计学与数量模式训练出身的罗家德教授放弃了自己的优势,回归管理场域的田野,去关注真实的管理行为、管理活动、管理者的思维方式及管理绩效。他亲身参与,从组织实务里找寻答案。

这样的研究使得罗家德教授从“人情社会”与“关系社会”的本质出发,拓展到寻求中国组织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并借助于此,展现中国人在复杂思维下特有的治理之道。

显而易见,企业及组织成员都处在一个个圈子或非正式组织之中,这正是社会化的含义。它使得组织管理者需要正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重视非正式组织对绩效的影响。中国文化背景及复杂系统本身使得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这一系列书的可贵之处,就是它们不仅没有回避这些日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还将中国传统智慧与西方学术理论相结合,帮助我们从多维度提升认知,从而得出自己的答案。

其次,这一系列书所探讨的话题是回应时代的需求。

这个时代给予了组织两个重要变量,一是持续的不确定性,二是万物互联。不确定性要求组织保持足够的敏感性和韧性,以感知变化,引领创新。

万物互联在带来复杂性的同时提供了应对不确定性的原则,那就是以连接迎接不确定性。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有的组织和个体都面临着这个挑战。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组织形态来应对这个挑战。

罗教授在这两本书中探讨的复杂系统视角下的组织管理之道,正是管理者正视万物互联后需要思考的:一个组织需要拥有什么样的组织思维,要如何演化组织本身以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如何获得组织与环境的共同演化。

为此,我也提出了“共生型组织”这个概念。共生型组织的核心就是开放边界,引领变化,彼此加持,互动成长,共创价值,这正是这本书所描述的复杂而开放的系统。可以说,我们是从不同的视角,去寻找组织管理的新解。

再次,罗家德教授的工作正是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发展需要。

按照传统的分析式思维,管理研究和实践早已今非昔比,成果非凡。但这并不排斥复杂性科学思维在管理学中的开拓发展。强调混沌、非线性和自组织的复杂科学思维也将从物理学、生物学延伸到社会学和管理学,这几乎是没有疑问的。

当前,管理学研究的思维框架和逻辑进路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从这点来说,我们应当鼓励管理研究和实践的创新思想的出现,而不是对其视而不见。与科学的其他领域一样,管理学的理论也是可以证伪的,因为管理学本来就是一门实践的学问,而这种实践 —— 盈利与亏损、生存与破产 —— 来得特别及时和明确。

最后,我很赞同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所选择地吸收管理经验的探索。毫无疑问,今天的管理活动仍然是在一个关系社会中进行的,讲究关系、圈子和差序格局。也许这个差序格局存在的目的是追求稳定,要求各安其位,这与数字化时代的相互连接、强流动的特点有所不同,也正因为如此,更需要我们对其加以注意。

另外,强调复杂系统的人的特性,并不是轻视技术进步。管理学的几次重要进化都伴随产业技术革命,而社会财富和社会幸福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技术进步的产物。因此,我们既要关注技术带来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也要正视技术带来的进步。

这一系列书的研究在借鉴中国传统智慧、运用研究学理、融合技术进步、关注管理现实与管理问题上,都做出了积极的探索,相信会带给读者很好的启发。

《中国治理:中国人复杂思维的9大原则》

罗家德 著

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4月

罗家德,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以下为《中国治理》精彩节选,节选自「本土社会观察: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

中国人的朋友圈

下图展示的是中国人之间的差序格局人脉网。

(中国人之间的差序格局人脉网)

我试图把中国人的关系分为:家人连带(包括拟似家人)、认识之人和熟人连带。

第一,家人连带。我有时喜欢用“拟似家人连带”这个概念,其中包括姻亲、认养与结拜带来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适用的是需求法则。也就是说,家人连带之间,你有的我也应该有,你应该无条件满足我的需求,而不能清楚地区分彼此,不能明码标价和讨价还价。

举例而言,哥哥让弟弟开车送嫂子去机场,弟弟绝不能向哥哥索要车费,而应该无条件帮忙。家人连带之间是一种“你有需求我就帮助你”的关系。简单地说,这是一种集体主义法则。中国人究竟是看重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议。

西方人往往认为中国人是集体主义的,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和专家不明就里地赞同这一点。然而,又有一些人认为中国人是自私的。那么,中国人究竟是无私的还是自私的呢?梁启超发动过一场“泥与沙”的论战,讨论国人究竟是一盘散沙,还是粘连一起彼此团结的泥。然而,我认为答案并非这么简单。

事实上,中国人的行为模式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家人连带(包括真实的家人及拟似家人)范围中,中国人是集体主义的,可以为了家人无私奉献和付出。

然而,超出家人连带范围,中国人就变得越来越个人主义。套用许光的说法,中国人的行为具有“情境中心”特色。在一种情境中,你是我的圈内人,他是我的圈外人;而在另一种情境中,随着关系更亲密的人出现,你就变成了圈外人。中国人的行为特色是,对圈内人是一种行为模式,对圈外人则是另一种行为模式,随着情境的不同而有变化。

第二,认识之人,也就是“工具型关系”。杨国枢说的“生人”是指认识的普通朋友而不是陌生人,为了免于与陌生人混淆,我将其称为“认识之人”。这种关系适用的是公平法则,也就是可以明码标价、讨价还价和公平交易。这时候,中国人就变成“理性经济人”了。

然而,国人的一个重大特色在于,在家人连带和认识之人之间,还存在一种重要的混合型关系,即熟人连带。

第三,熟人连带。熟人连带的特点在于它适用的是人情法则,它是一种伪装在家人连带表象之下的交换关系。熟人之间彼此是有情感互动的,然而称它为“伪装”,是因为它实际上最终还是公平交换, 而并非如家人连带一样可以按需索取、无须偿还。

但是,熟人连带虽然最终是要公平交换,却又不能赤裸裸地交换,而一定要伪装在情感关系之下。比如,张三帮了李四一个大忙,李四感激涕零,反复对张三说“恩同再造”“不知道怎么偿还”等。这时张三嘴上会说,“小事一桩,为朋友两肋插刀,应该的”,然而李四心中也了解,这个恩情迟早是要还的,这就是“人情账”。

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本“人情账”。“人情账”的特色在于:第一,它不能清账;第二,它是在高度互惠下有高度的资产专属性,即针对对方的需求去提供特定服务;第三,“人情账”不能讨价还价,不能明码标价,不能说得太清楚;第四,“人情账”的欠与还的范围无所不包,钱、权、知识、面子、声誉与情感支持都可以变成“人情”。

“人情账”就是一种“关系合约”,这是一种隐性合约,不必写成白纸黑字,也说不清楚要交换的标的,更没有适用的年限,总是越长越好。但双方心里都明白其中的权利与义务,谁都不会任意破坏这中间的默契。交换的双方心中都有一本“人情账”,施惠的一方不好明言,受惠的一方也不能忘记,必须记入“人情账”,以待他日偿还。

所以当施惠的一方需要帮忙时,他首先会想到向受惠一方寻求帮助,受惠的一方也会“回报”,以展现其感恩图报的诚意。这种“回报”可能比之前的“施惠”更多,这样使对方又欠了自己人情,且务必使双方的“人情账”不能结清。

由于双方追求的都是长期的关系,而不是每一次往来的“公平”,因此受惠的一方在需要更多帮助时,除了想到自己曾施惠的对象,也会想到曾施惠于己的人。欠更多的人情没有关系,只要长期有欠有还,保持“报”的规范,熟人连带关系就能得到增强。

尽管“人情账”看起来这么模糊,但有“人情账”的双方心里却都有一个大致清楚的概念:双方各自得到了什么,应该还什么。

当然,需要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评判标准,才能做好人情交换。否则,如果一方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付出人情,另一方却觉得那是小菜一碟,那么前者就会觉得很受伤,甚至感觉遭到背叛,这样的关系迟早会破裂。(本文完)

《华为管理之道》 邓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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