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领导力》
亨利·基辛格/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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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如同无锚之船：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领导力

无论是实行“恭顺战略”的康拉德·阿登纳；还是奉行“意志战略”的夏尔·戴高乐；还是推行“平衡战略”的理查德·尼克松；或者推进“超越战略”的安瓦尔·萨达特；或者推广“卓越战略”的李光耀；以及推动“信念战略”的玛格丽特·撒切尔。

在六位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的政治生命史中，我们听到了历史惊雷的回响。

当他们的政治戏剧的帷幕合上时，我们这些观众也许会陷入沉思：

他们是六位个性鲜明多彩或者枯燥乏味的领导者，但他们却都在自身的领导力岁月中，变更了、扭转了甚至扭曲了历史的某些局部、全局的进程。

那么，他们的领导力素养除了信念、洞察力、勇气、奉献等一般特征外，还有哪些共同的特质更值得关注？基辛格给出了独特的启示。

杰出的领导者，都是哲学之子

哲学是信仰的源头，哲学是“理想国”，哲学是唯意志论，哲学是形而上学，哲学是辩证法与权变之道，哲学是马基雅维利主义。

卓越的领导力正是诸类哲学元素的对立统一，是多元悖论的思想调色盘，是二元悖论的战略与策略，是一门需要格外拿捏分寸的艺术，是目标远大坚定之上的因时因境的对抗与妥协。

李光耀就是这样一位堪称伟大而复杂的“哲学之子”。

在一个没有历史和哲学渊源的微型岛国，李光耀创建了新加坡的国家哲学：

儒家伦理与新教伦理的“三明治”或“番茄酱”。

李光耀自称是“自然的儒家信徒”，一生信奉秩序和威权的力量，但他在剑桥大学接受的教育又在他的思维中嵌入了很深的泛基督教新教的元素，使得他坚定信仰自由市场经济和竞争的力量。

“李光耀的梦想大胆得令人窒息”，但他却依赖一种自我构建的东西杂糅的思想力，对内，在一个具有“天然的离心力”的多族群的社会中培育出民族强大的凝聚力；

对外，长期周旋于中美两个“大象”之间游刃有余，有时甚至充当“两个可怕巨人的哲学导师”。

李光耀说：

“如果你只看现实，就会变得乏味、庸俗，就会失败”，而哲学则是远见之母。

杰出的领导者，都是历史之子

阿登纳是在德国历史上的绝望时期出任领导者的。

一个由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们、音乐家贝多芬和瓦格纳们、政治家俾斯麦和威廉二世、希特勒们共同塑造的整齐划一、激情澎湃、咄咄逼人、充满紧张感的哲学与音乐帝国、政治与军事帝国，辉煌过，疯狂过，狂欢过，自大过，最后在两次大战中走向经济崩溃、道德沦丧、社会绝望，成为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厌弃的国家。

阿登纳以巨大的历史觉悟和历史洞见，重拾俾斯麦“践行克制”的哲学，引导德意志社会进行道德反省，并为国家和民族选择了一条恭顺和有胆有识的发展道路。

他在执政的短短15年，让德国在历史废墟上回到正常国家，成为欧洲框架内一个可信赖的伙伴，也成为世界格局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建设性力量。阿登纳有一句名言：

“切莫把精力旺盛当成力量。”

危机是杰出领导力的“助产妇”

对于绝大多数领导者来说，他们并不希望危机降临，并且总在祈祷诸事顺吉，宁可衬出个人的“平庸无奇”。

但历史从来不以领导者本人的意愿为转移，总是充满了危机与挑战，从而让杰出的领导者得以杰出。

乱云飞渡，方见领袖本色；沧海横流，锻造卓越领导力。

这六位政治领袖，每一位毕其一生都周旋于危机的旋流中，被动或主动应对危机，驾驭危机，进而发展到如撒切尔夫人一样迷恋危机，经常挑起危机和制造危机。

通过制造危机“以危止危”，或者通过搅动对手的危机来转移自身国家或利益集团的危机。

当然，这需要领导者拥有钢铁信念和钢铁雄心，“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即是，而本书著者基辛格更是经常火中取栗的枭雄人物。

化解危机、转危为机是一门精微博大的领导力艺术。

领导力：

不是可能的艺术，而是意志的艺术

“茕茕孑立，踽踽独行在历史中，孤僻、深邃、勇敢、自律，给人激情，惹人愤怒，全身心扑在自己的价值观和愿景上，绝不让个人情感冲淡它们”。

这是基辛格对法国前总统戴高乐的评价，这也是东西方历史上许多杰出领导者的共同镜像。

卓越的领导者不仅富于非凡的远见，还有凭自己的直觉采取行动的激情和勇气；

不仅要拥有强大的使命感和目标感，而且要善于在相互矛盾的观点和相互对立的派别间隙中游走；

不仅要有钢铁般的信念，又能恰当收敛自我的强硬作风；既无比自信又善于妥协。

更重要的一点是，杰出的领导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不属于任何人，又属于所有人的人”（戴高乐语），因此他（她）必定是孤独的人。

他们为领导力付出的代价是“时时刻刻的自律，无休止的冒险，永恒的内心斗争。

内心痛苦的大小因个人性格而异，但注定和忏悔者的苦修一样痛苦”，正如拿破仑在凝望一座年代久远的著名纪念碑时所感叹的那样，“（纪念碑）和伟大一样让人伤感”。

而无论是拿破仑还是毛泽东，还是戴高乐，还是任何伟大的领导者，他们都必须善于忍耐，在忍耐中等待时机，意志无比坚强。

领导力“不是可能的艺术，而是意志的艺术”，“是靠意志力创造的”，既包括面对内外危机时的意志力，也包括自我战胜——对厌倦感与孤独感的忍耐与战胜。

52年前的1972年，狂热而敏感的年代。

初尝权力迷药的年轻的现实主义哲学家基辛格，陪同他的“前老板”尼克松在北京的一座古典园林的一间简朴的书屋，与那位笼罩着东方神秘色彩的伟大哲人畅聊哲学。

那个午夜的东西方文化与历史、哲学与制度的希音碰撞，让毛泽东对基辛格不无欣赏——那种智慧老人对青年菜鸟的略带嘲讽的真诚欣赏；也使基辛格打心底折服于这位东方老哲（1972—1975年，毛泽东与基辛格有过多达五次的海阔天空的交流）。

尼克松——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政治家，也同样在冷静的理想主义政治家毛泽东面前，被毛泽东的强大的生理与思想气场所震摄、所折服。

当然，尼克松在世界三角力量的对峙中所奉行的“平衡战略”也是东方哲人所认同和赞赏的。

尼克松生前著述的领导力研究巨著《领袖们》，对先知型的领导者毛泽东与管理型的领导者周恩来有非常独到的描述与评价。

先知型领导者的目标是超越现状，而管理型领导者的目标是管理现状。

毛与周几十年的心灵默契与补位合作，是东西方领导力研究史库中几近完美的经典案例。

综上所述，如果说东西方领导力并无本质差别的话，那就是无论东方与西方，伟大的领导者都拥有深厚的哲学素养，甚至是半个哲学家，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推崇的那种一流的政治哲学家。

伟大的领导者多数有“恋史癖好”，少数人甚至称得上是一流历史学家或者半个历史学家。

伟大的领导者无一例外都是在重重叠叠的危机中脱颖而出的，他们无疑都是把控危机、引领和驱动追随者一起战胜危机的高手，本书中六位主角都是，无论东雄西枭。

同样，他们也都在个性上拥有两大特质：

罕见的忍耐力与坚韧的意志力。这两种力量既是不停锤炼出来的，也或多或少源于某种天赋本能。

在很大程度上，忍耐力与意志力是领导力形成的两根基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