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前党委副书记：华为的精神原子弹

因与教授的历史渊源，我在读书节前一周，即这本《华为的精神原子弹》上机印刷之时，就拿到了全书PDF版，先睹为快。这是一本精装，造型炫酷的新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不难想到，那是出高端理科教科书和发表科学文献的地方。

《华为的精神原子弹》

朱士尧/著

当红色的、微小的电子书影，以焦点模式从手机上秒弹，瞬时霸满屏幕的时候，她是那么吸睛夺目，打动了我。几秒之内，就毫无悬念，抓走了我的注意力，唤起联想，引出长江水般的滔滔思维。

一字不拉读了这本新书。畅快的信息流，如电流般击穿了“我这小心脏”，打开了一个脑洞，也让我“恶补”了一把什么是华为。那感觉，爽，就像一个老牌“黔之驴”，到位“美酒河”，痛饮了极品茅台。

算下来，作为一个上一世纪九十年代进入深圳的移民，我与华为，在同一个城市，工作、生活，也有三十余载。业别不同，却也近距离旁观华为的发育、成长，一波三折。华为是我一进入深圳，就企图深入了解的对象。然而，作为一个职业记者，我的这份“阴谋”一直都没有得逞；而作为华为老板的一个小“老乡”，我曾与任正非一样也走进过大山，见过地区经济与民众的生活贫困。虽有机会参与广东贵州商会的不少活动，然而遗憾的是，在这些活动的若干场合，我们迎来过思想家朱厚泽、博鳌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和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却始终没见到任正非。按那些老乡的理解，无论是怎样成功或失败，他都是最有资格成为贵州青年创业企业家的“教父”的任正非低调，任人评说，专心华为，心无旁骛。可越低调，却越激发人们想了解他、了解华为的渴望。

可是，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任正非与华为的了解，也只是报纸、网上、口碑里听闻一些碎片：“床垫文化”、“狼文化”；坊间传华为企业资产负债率极高，到底多高？却也一直没见到精确的数字化权威描述。不知能与当下贵州省68%的外债率相比么？

与许多行业企业相比，华为员工的收入可观，考核自然很严。我认识的一个华为采购经理，就为考核年年优秀到不能再优秀了，自认遇到天花板，选择提前退休。有人评论，这完全不是体制内人的风格。

还有一年（90年代），我参加深圳市税务局举行的一个表彰会报道，见证了华为成为时年超50亿元人民币的深企纳税大户而被表彰，孙亚芳出席发言领奖。那年月，我们还在兰光大厦上班，跑线记者收到几份《华为报》，我在本报编辑部就读到了任正非那篇著名的奇文《华为的冬天》。可以说，这是我读过的中国企业家，认知最清醒的文字；还有一次，我到北京出差，见到首都新闻界对当时华为员工高学历化——博士硕士罕见地达到7000人（现在应更多）的议论与争论。华为成了一个高学历收割机。信息不对称，人们看不懂华为，却又对华为如雷贯耳。

对我而言，华为是一个谜。这个谜，终于在朱士尧教授到来深圳，有了一点钻墙透气的感觉。

一位理工男的“银发”远征 

其实，说华为信息全无，闷声发财，未必是公道的。不说自媒体、网络中，各类写华为说华为的汗牛充栋，机场售书亭，热卖华为书，常让人目不暇接。但他们可信么？说华为一多，反而感觉华为被一层信息茧包裹，让人搞不清茧内生命体的面貌，把不到它的脉搏，听不见它的心跳。

朱士尧教授的到来，让我获得了一个意外惊喜。2005年3月，他年满60，退休一周，开启61。一头乌黑头发，单身一个，从一个城市带区域经济边缘，安徽合肥，一步跨进了华为总部。你见过华为文化中的残忍一面乎？一个年入老龄的银发人，不论你曾经拥有过何等辉煌的经历、资历、学识，来了就“清零”，一律要进“新兵营”。也幸亏朱士尧教授对此感到“新鲜”，能“自虐”，咬牙坚持。教官对他虽“手下留情”，但入职集训下来，他告诉我：“没想到，我体重居然减了不少斤”。他入职华为集团党委，很快被增选为党委副书记。哈哈，“廉颇老矣”也有现代版，他以近乎冻龄的面貌，“空降”华为。

如此说来，朱士尧教授何许人也？

2005年，我在深圳上梅林第一次见他，请他喝茶，他掏出的名片，还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研究生院副院长老名片。聊聊才知道，科大研究生院院长是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时兼任中科大校长的严济慈兼任。朱这样的小字辈副院长在合肥主持研究生院日常工作。一向对科大情有独钟的华为，闻朱退休，逢华为集团党委面临换届，不拘一格的华为，巧借天力，把朱士尧教授聘到深圳。

老天给出时空缝隙，赋予朱士尧教授一个新的诗和远方，获得人生中的华为十年。自此，我与朱士尧教授同城为伴。说起来，我们的渊源，可以推到1982年，在贵阳市龚家寨，我们有一次没见到面的“相遇”。朱士尧教授1968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原子核物理系。在史无前例的“探索”中，他十分有幸，早在1973年（十年浩劫远未结束）就被母校选调回中科大当一名大学教师。说明他是个学校难舍的高材生。在他返校当大学老师时，与他同时代的大学毕业生绝大部分都还在广阔的农村种地、喂猪。

中国科大是中国科学院所属、专门从事前沿科学与高新技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大学。首任校长郭沫若。1969年12月至1970年10月，科大由北京搬迁到合肥。网载：科大搬迁，为一块落脚之地，曽找过河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只有李德生主政的安徽，把科大接纳进了合肥。据说，科大搬迁，用了70多列货运列车，装载了35000箱仪器、图书，在车厢上贴了“军用物资”的标签。可见这与抗战时的那场西迁有一点类似。

家父曾调侃：“朱士尧教授是个书呆子”（意朱勤奋善学，人才难得）。1978年，科学春天到来，科大重入正轨。1983年，朱士尧教授被国家选拔，送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当访问学者。1985年，我受中国青年报学校教育部调遣，赴山东、安徽、江苏搞职业教育调查，到过合肥。周末我去了中国科大。那时朱士尧教授人已远赴美国，我千里迢迢到他家，又没见到他。朱夫人严老师领着我参观了一圈科大。教学楼、图书馆、实验楼，转到宿舍区，她指着一幢红砖楼，告诉我第几单元几楼住着温元凯一家。温那时正因超前的改革演讲，蹿红为时代明星。他恢复高校招生的建议，被邓小平采纳。

我第一次见到朱士尧教授的著作应该是1992年。龚家寨家中收到他寄来的一本研究生教材《核聚变原理》。手捧这本装帧简陋、散发着油墨味的新书，我的手发烫出汗。我的大学，骨干课程是《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等等，晨炼诵读，不是背英语单词，就是先秦散文、唐诗宋词。即便是复课闹革命时期读的中学，我们那届中学生没开过物理课。朱士尧教授的书，对我而言，简直是一本天书。我和它隔着的不仅仅是一座座大山，还根本就天南地北。

蹉跎岁月、岁月蹉跎，短缺时代转型期，偶遇一本书，能学进去，往往就能造就一个人。可我这样的一个人，这时遇到这样的书，意味着什么？如今三四十年过去了，能玩味这指头缝里流走东西，也生发许多遗憾的感觉。我家至今还保存着朱士尧教授的这本书，书已泛黄变色成了旧书，但却颇有“为了忘却的纪念”意味。

自然科学里，物理学是一门居于基础与充满活力的带头学科。60前，朱士尧教授是个行走在科学领域的中科大人；61后是个几乎把骨髓都融入华为的华为人。他长期在中国科大这样的高等学府里孜孜不倦，培养出了扎实领悟科学知识的优良素质，这使他在华为很快能找准事业方向与人生定位。

我编辑《经济瞭望》时，曾编发过朱厚泽的一篇奇文：《无限的智能与智能的无限》1。那时全球背景，知识经济如日中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时空坐标，也在迎接这一新经济浪潮的挑战。改革还在路上，开放能带动一切吗？思想家朱厚泽这篇近乎于科学哲学的美文，达到了“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境界。他高屋建瓴，见识卓越，观察到了时代搏击的浪花四溅，剖析了前沿智能与智能经济，科学发现与创造创新之美，流露出对走向未来发展博弈的深刻思索。

原本就在一个最能接近“无限”的基础学科领域和学府，朱士尧教授又有缘转身来到华为，这使他的“转型”换角色，再度深耕，有很丰厚的专业积累打底。这门专业基础，竟使他像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出访花旗国的林鍼（zhen）一样，学到并怀揣上了一种绝技——“神镜法”（照相术）2，能手持从没见过的“独门机器”对准华为。

三年新冠疫情，一个无奈的“静”字，成为难忘的记忆。不能例外的静默中，朱士尧教授却能调整状态，“深谙核科学的原理和规律，深知核威力之大”（孟凡驰序），于是联想使他超级发挥比喻的功能，跨界拍摄与显影华为。

朱士尧教授呈现了华为的什么

如果说，朱士尧教授的新著《华为的精神原子弹》（以下简为《原子弹》），那他开张需要给大家科普的是原子弹原理。《原子弹》只一用了一章，两小节，就说清了理解华为文化所需要的和物理基础知识。二小节，“从爱因斯坦说起”，“曼哈顿计划”，仅用了全书约二十分之一的文字分量，就干净利落，设定了审美观照华为精神文化的文本底片。为解读华为，给出了一个独特视野。

用原子弹的威力衬托华为文化，可见这文化的非同寻常。

那文化是什么？一个企业，诚如华为，它新生、崛起、壮大、追求可持续，为什么会这样去建构如此一个“超级能量”的企业文化？

原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曾定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2007年），一时被广泛引用。如斯类推：华为的企业精神文化，是华为作为一个企业，赖以产生生命力、凝聚力与创造力的灵魂。它对内对外，都可以修持塑心塑人，产生软实力才具有的那种征服力。

有专家高论：历史科学中，文化与文明是两个不同的词，但含义相通。往往在历史过程中，能运动或运动着（如传承）的就是文化，能积累沉淀结晶的就是文明，如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与三星堆文明。文明凝聚凝结着文化，在时空长河里，文化是发育与流动的，文明则是人文积累可以物理具象化的又一种呈现。文化与文明都是人类学历史学很大的概念。

为研究便利，社会学设定了一个族群概念，用以区分不同的文化族群。

但今天的华为，是一个跨国跨族的人类聚合体。走在国际化路上的华为人，如今已不简单是某单一民族、国别。他们在数量上集合为一个集团，共生点是企业、产业，当然出发地是中国深圳。从创业6股东，到拥有二十万多国科学家、工程师，华为组成一个征战商海，发展企业的群体。如此一个数量上不算少的人群，集合搞企业谋发展，当然离不开经营内外两种“文化生态”。而这种“生态”必然生成企业文化。

朱士尧教授之才具，在这本新书中，表现出两大优势：一是原有知识背景，二是零距离置身于华为的心脏，直接参与经营华为文化生态，从事华为文化建设实践，可以说是无障碍地观察体验、系统梳理、总结华为文化。两大常人不具备的优势，使朱士尧教授的“照相术”具有超级景深和文化广角，而他一流的归纳演绎能力，使新书的“跨界镜像”呈现为一个系统工程。在一个“微观世界”里，进行全景式的“宏大叙事”。据我所知，如此系统地展示华为文化，还是第一次。

本书的形成，伴随着一个朱士尧教授在国外国内不断演讲，已不下1200场。他的震撼演讲，我至少见证过三场。讲者精神矍铄，全程站立，口若悬河，妙语迭出，听者振奋。我在香港《经济导报》工作期间，还作过一次朱士尧教授的大型专访，编发了一期封面专题文章。从发行角度，那时我们的杂志，是进入中南海的。

演讲的背后是不断的思考与梳理、归纳与提炼、不断完善，时有新的创见。朱士尧教授这本华为文化，内容内涵都是极为丰富的，本文限于笔者的理解角度，觉得他描述的华为文化有三个抢眼点：

第一，“智库”参与与危机意识

其实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位学者田涛、吴春波等，组成团队进入华为提供咨询，时间远远在2012年《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任正非的企业管理哲学与华为的兴衰逻辑》（以下简称《下一个》）一书出版之前。

早于这本《原子弹》新书面世之前，朱士尧教授就告诉我，田涛、吴春波著的《下一个》，值得一读。华为总部还在南山科技园时，他们就被任正非请进了华为。他们对华为进行了长期跟踪服务，他们提供的研究，反应、见证与集成了任正非管理企业的哲学思想，也诠释、演绎、呈现了这一思想。即使是在顺风顺水时，任正非也是一个永久牌的危机意识持有者。有人说“一部华为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危机管理史”，说明华为管理者立身的高度，修为的理性。这种哲学姿态决定了华为意识，具有鲜明的“自我批判性”。什么叫觉悟？自省？我想就是认识危机。批判成就了伟大，激发超前危机管理。危机意识成了华为知不足，学不止，大力度投入研发的理性逻辑。

某种意义上，朱士尧教授的《原子弹》与《下一个》构成了姊妹篇。朱士尧教授新书，以及田涛、吴春波等，与任正非的互动，揭示了任正非的集思广益，人设宽广，身边云集科学家、工程师、“智囊团”。华为文化，因之叠加了当代“智库”的机制，吸收有“智库人”的积极作为。这正是高科技企业发展，创造企业文化过程中专业主义的一种存在。

我为配合单位和综合开发研究院并肩，做深圳的“全球脑库论坛”（脑库后改为智库），2004年，曾与研究院专家一起到访过兰德公司。那次难忘的“智库行”，使我们观察到任何一个对的决策，不仅需要决策者的智慧，也离不开智库的相辅相成。如此，才能减错、纠错，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第二，开放学习中有一个真“舍得”

即便是华为今天遭遇华盛顿的制裁，我们注意到任正非的言论、态度，也并没有否认、羞辱、妖魔化自己的老师。他在顽强抗压、直面危机中，努力自强，却也不动摇、放弃开放的发展理念，不违投身改革开放的深刻初衷。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华为。卖交换机的小公司华为，如今已是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有近三分之一员工是外国科学家、工程师的跨国企业。

多次听朱士尧教授演讲，也有机会和他私聊，不时听他讲到华为拜师学艺，还有高水平的美国老师。但每一次都是话到即止，都没有明打明说这美国老师是国际著名的麦肯锡，还是哪家顶尖大学、研究机构。难道给华为咨询是一个签约保密项目？这一度成了我的一个疑问、一个纠结。华为在美国，究竟请了一个什么样的大牛老师？怎么请到的？花了多少学费？网上有文字猜测，但说的是模糊“天价”不会低于5亿美金。

《原子弹》这一次不加任何渲染和形容词，透露了一个“独家猛料”。华为的大牛老师是美国顶级的IT企业IBM。根据研判，当时华为面临与IBM曾遇到过的棘手问题一样或相似，故华为决定一众高管“西天取经”，飞越太平洋，来到IBM学习、研修，并签约长期请顾问，一定要大幅提升华为管理现代化的水平。要学就学世界顶级的，但要老师拿出真经真心传帮带，就必须付出足够学费。付多少？人家提一口价：20亿美金。20亿美金是多少？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终于走出最初创业时的囧境，成为国家级的重点智库，每年收益达一个多亿人民币。也就是说，这20亿美金，相当于该研究院干30—40年。华为不少高管心里嘀咕，老板不会答应这个价格。没想到任正非一口答应。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能教——“传帮带”华为成为世界级公司，这个“管理科学软件”，该是个多大价值？2000多年前，孔夫子周游列国，收一个学生，还需要一束肉干呢！有人考证说，这一束肉干为10片，每片为半只羊，一束相当5只。弟子3000，肉干相当羊1.5万头。按现价200元一头，这个战国时期“国际”《论语》班收费，相当一个学期300万（有点夸张哈，参见百度）。

经济学家樊纲研究发展经济学，说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后发优势”，你在“信息对称”领域下功夫，往往能缩短后发国家的赶超时间。回到华为彼时彼地场景，假定老师（道路自信）真能让你达到这个对称，你又有什么舍不得？

这是只读了一遍《原子弹》，凭记忆，重新呈现书中的一个华为的故事。复述得不知准不准？好在新书很快面世，有心读者可以去从容阅读。新闻有时是被深埋藏在历史文本中的。这使我们在深读历史文本和见识文物时，竟有一种重新发现“新闻事实”的感觉。这种发现是对灵魂的救赎么？我有一位同事，出于对历史中的新闻的求知欲，重金买了一套钟书河编的《走向世界丛书》2，结果发现在300年中，出洋的中国人都看到了什么样的世界，学习了什么，这些看到并被带回来的东西，又是怎样影响和改变、甚至颠覆了沉浸在中世纪的故国。中国需要现代化，可以说是在看世界中看出来的。开放有可能带动一切。20亿美元学费付给了IBM任正非不心痛吗？他没路找路时，吃饭也不是没问题啊。华为文化，也是花20亿美金（多少人睡床垫）砸出来的，这是否有点令人唏嘘？

第三，“糨糊”里一味药的巨大粘性

《原子弹》一书中抄录了一段任正非谈自己、实际也是妙论华为文化的“论语”：“我只是提了一桶糨糊，把十八万人粘起来一起奋斗”（任接受德国电视台采访谈话）。在笔者看来，朱士尧教授这次“抄”作业，恰恰表明他的“神镜法”，抓到了华为追求基业长青的“魂”。这个魂就是这个“粘”字。

以科学理性的思维，可以把华为文化看作是一个已有模样，但仍在建设、仍需经风雨的一座大厦。那如此这文化的本质，也是一种“工具理性”意义上的屠龙术。仔细琢磨这桶“糨糊”，你会觉得，它是华为的一把开山斧、铺路机。

极致的企业管理，不在于老板一个人能做什么，其文化的灵魂是能粘住所有人一起做，从而形成各尽所能的局面，日臻达到集成整体创造力的至高境界。由于笔者对华为的孤陋寡闻，因此也特别注意到，朱士尧教授的《原子弹》中，清晰地用了一段文字，平铺直叙了华为工会的作为。华为工会承担了华为实践“工者有其股”中的这个“有”字操作，为全员操持股权管理。啥叫全员持股？全员持股是普通员工分享要素分配的具体路径。它的含义是“华为这个大厦的砖瓦，有一块是我的”，这是营造华为生态的一个根本，由此也生发着让华为文化的精髓。啥叫“不叫雷锋吃亏”？就是给愿意无条件奉献的人，以应有的权益，而不是用美名实施了实际上的剥夺。这其实是中国式反极左的另一层含义，是一种提倡奉献和实行公平的有机平衡。实际上是找到一条具体机制，解决长期困扰工会工作，究竟是重点突出“整体利益”还是“具体利益”的问题。因为“具体利益”变成了看得见、摸得到、拿得走时，就相当于给做大“整体利益”，安装了一台发动机。

此前，我真不知道在华为替老板提桶、刷糨糊的机构是华为工会。读大学前，我曾有一段在国企当工人的经历，见过“工会是干什么的”。印象中基本是：搞点文体活动，发发劳保品、女工保护用品，处理工伤事故后事。后来又多了一件：控制计划生育指标。但时代使华为工会，成了一个“员工资产管理中心”，踏实帮助员工实现经济权益上的那个“我”。

“此间不可无我音”。在全员持股的制度设计里，“华为工会代表华为全体员工持股99.2%；任正非持股仅有0.8%。2019年，华为曾邀请部分媒体记者，参观了华为工会员工持股资料”。这有点像让大家看到了一份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一个财务过程，操作工序，让人们看到了这件事，含有一个远远超越经济学意义的文化亮点。

华为因这剂猛药，使华为粘成了真实的命运共同体。

华为的起点就是股份公司，华为员工持股，源于DNA级深层清晰的产权制度设计。如此传动出来的企业文化凝聚力的深层结构，也洋溢着动力澎湃的活性。企业改革，就是搞活企业。所谓企业活力四射，实际是动力结构和企业文化的深刻互动，而这个过程在华为是由工会管理的。工资、奖金、股权，考评、奉献、工资和奖金如何切换增减股权，这些实现了员工与企业效益挂钩的“金饭碗”。金碗当然会产生文化魔力，华为员工持股，也就活生生变成了一副“金手铐”。

改革走到今天，股权人人在玩，但像华为这种玩法和文化效应都是罕见的。华为一路奋斗，“床垫文化”实际是“玩命地干”、“拼命地学”、踏实做事、高效率做事，企业文化构成了一种征服人心的魅力，这魅力是会产生心理效应的。这效应体现了华为文化里的糨糊之粘，纽带之力之伟，对外冲击力之威（并非没有亲和力）。

华为工会承担起的角色，发挥出的作用，在我看来，这就是微观企业工会的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它体现了华为在改革开放中，内在机理的“变”。它充分显示了华为文化的建构性，颇有一些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3，樊纲《新经济与旧体制》4对于新建构的探索之韵。

我在做与中国改革密切相关的历史回顾时发现：我国第一代践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学家，如马洪、蒋一苇、林凌，在从事经济研究前，都有从事企业工会工作的经历，他们在1984年代研究建构经济体制改革时，都深刻考虑过工会改革问题；他们认清了企业改革，只有从国企“扩大自主权”，推行承包制，到实现企业股份制。他们都参与了深圳改革乃至企业改革的制度设计和咨询。他们都从对国情的体验出发，深刻认识到企业改革，无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国家积累与个人利益怎么切蛋糕，怎样做，做到什么程度才能实现双赢，达到尊重个人，释放活力的效果。他们不断探索、研究、参与追踪跟进改革进程，摸的就是如何合理扩大个人收益比例与国家利益双赢的那个“黄金切割线”。

华为的出现本身就是这场改革开放大树上结出的一个金苹果。这使华为在DNA层面，出生就不是一个国企。走到今天，华为的意义不简单实践、找到了路径、让宏微观结合互动，还在于发育生成了朱士尧教授笔下威力巨大的华为文化，这种文化的量级堪比原子弹，其结构相当于新一代航母换装了核动力。

华为建设未来，创造力、生存能力，起点和过程，都时时在强化危机意识，处处都在思考客户第一，给自己一个永远的奋斗者定位。华为文化就是要让企业也就是让华为每一个人置身于“永动机”与不懈怠的文化心理与文化状态的场景里，内外结合建设企业生态、文化生态。有这样文化的企业会不会基业长青？在复杂的存在大量不确定风险的世界里，怎样做才能更好地生存发展？

华为在迎接挑战，相信历史会给出回答。在这样的意义上，朱士尧教授“跨界镜像”之作，也就有了他的独特价值和特定意义。

不管我的描述对不对，评论是否准确，但我都有足够的理由，为朱士尧教授的人生喝彩。

                                              —— 2023年5月9日于贵阳

参考文献：

1.《朱厚泽文存（1949–2010）》朱厚泽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3月第一版，见第283页。

2.《走向世界丛书》钟书河编;岳麓书社出版 第一卷 见第20页。林鍼：1847年，中国第一个出洋的知识分子，著有《西海记游草》。“神镜法”指林在美国学习的照相术。见钟书河序《从坐井观天到以蠡测海》。

3.《以自由看待发展》阿马蒂亚·森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7月第一版。

4.《新经济与旧体制》樊纲著;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8年7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