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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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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享界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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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金秋心气爽。这些年来国人举国同庆的形式大抵变成了出游四方或是与亲朋好友的互访,在观赏风景的同时联络感情。在物质丰富、和平稳定的这个时代举家走动,只是为了享受人生本来的价值,决无有生存或逃避的动因。从南国到北疆,崇山峻岭,碧浪沙滩,甚至跨越边界游至异国、境外,我们乐于那山水风土,感悟着时空的变幻。这两日,有人注意到了一些类似的文章评论,说的是我们不要讲“祝福祖国六十六周岁的生日”,而要准确地讲明“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六周岁的生日”,原因是祖国历史久远,跨越数千年而不得知;更有法律作者条分缕析,一一辨明“祖国”、“中国”、“中华”的词义关系,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与一个政府(政权)组织相互对应的。
  “中国”、“中华”的概念及其涵义是如何形成的,它们对应的地理范围及丛生的文化意义又有哪些延续与变化?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看着外面飞速发展的大千世界,可能在某一刻都会问到自己为何是中国人,自己身上烙下的中华印记是不是只是凭借着黄皮肤与黑眼睛?若是可以再追问深入一些,中国人的族群又是如何从上古时期交织融合,历经动荡与沉淀,演化为现今这样的包含着历史、地理、文化概念的“中华”共同体,以至于在世界各地都能对于某些具有不同国籍、横跨地界的人称之为“唐人”、“华人”?
  历史并不久远。灿若繁星的世界文明、中华文明,真正出现于这个星球上不过数千年而已。数千年来,中华大地上演绎的文明无不显现出外部文明与内部文明相互碰撞、渗透的痕迹,而所谓内部文明的呈现,难以仅用中原文化作为唯一代表。当时空流走到明清时期,人口的迁徙、族群的转换时有发生,内外交流趋于平静、缓慢。当近代以来,我们饱经战乱,在中国大陆上初建政权之后,几经风云变幻,才有这三十多年的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的安居定业。当今天我们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的时候,因为国家繁荣富强、中华民族自立强盛而感慨万千的时候,可曾念及中国的未来、中华民族的未来?因为这三十多年直至今后很长的时期都是国家改革的时段,也是社会全面开放的时段,国家的疆域庶几不变,人群、族群的交往、流动以至于嬗变存在着很多可能。
  前两个星期,我读到一本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的《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内容不多,信息量很大。对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梳理,多以脉络相承。其中有关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解读,也多以以点带面的要点作为呈现。书中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华文明的绵延不绝,在于中国很早就凝聚了一个核心,使得无论其疆域如何变化,历史上又如何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它都能将这不断更新、扩大的复杂系统,作为其成员认同与归属的共同体。不过在近代中国,由于丧失了弹性与可塑性,我们在重新审视“中华”、“华夏”的概念与涵义时,不禁心存疑问:今后,这一共同体还能够吸引原来成员的后代,继续被认同为其身心之所归属吗?
  国庆假期,旅途中,家居里,一本《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是我们书享界本期为您推荐的好书。它让我们在历史学家的发问中深思,却无须考据史学证据,也无须对当下社会经济的事件和数字思索再三。最后可能让我们再三踌躇的是我们的未来。我认为,未来可以预测,但是我们如果要有自信让中华民族还能够成为我们认同与归属的共同体,根本在于秉持开放的心胸与理念,实践当下,让我们的自信不是盲目,骄傲而不狂妄。
  祝各位书友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愿我们的祖国更为繁荣和强盛!

朱文博,书享界创始理事
2015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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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享界第58期 |《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作者:许倬云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5月
  页数: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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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倬云
,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誉退休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2004年荣获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其间多次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美国杜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主要作品有《汉代农业》、《西周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万古江河》、《我者与他者》,以及《历史大脉络》、《从历史看管理》、《从历史看时代转移》等。

内容简介


《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的起因,乃是有一位朋友提出一个问题:“我”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不是一言两语可以解决的。本书的陈述,从新石器文化开始,结束于帝制皇朝退出历史。这漫长的时距,不下于一万年,乃是概括我们这一个复杂文化共同体演变的过程……在这几千年来,世界第一次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审察自己的归属和认同,也审察族群归属和认同的原则,应是非常严肃的课题,庶几我们不被狭窄而偏激的族群狂傲挟持,迷失了自己往前走的方向。

许倬云教授以系统论的方法,围绕着“中国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从新石器时代谈起,一直到清朝结束前夜,讲述“华夏/中国”这一个复杂的共同体是如何不断演变的。
《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的结构体例、行文风格,均属于“大历史”的范畴,没有铺陈细节,也没有繁琐的论证,而是选择每个时代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关键点,以及相互间的互动,来勾勒出各个时代的面貌,其中多有令人击节的真知灼见,也不时流露出作者对中国文化和当代社会的深切关怀。

 

精彩书摘

第四章 天下帝国:关键性的秦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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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考察“中国”和“天下”这两个名词的演变。战国时代,孟子已经说过:“天下乌乎定?定于一。”因此,在孟子心目之中,当时七国时代的纷争终究会统一为一个天下。孟子也谈到“中国”,例如上章引用《孟子·滕文公上》,提起他和陈相的辩论,是以北方为“中国”,而楚国则是南方的蛮夷。在这个意义上,天下和中国并不完全等同。战国七雄中,楚国代表南方挑战中原—春秋以降“尊王攘夷”排斥的对象主要就是楚国。此外,偏居西边的秦国和远在北方的燕国,从中原的眼光看来,也只是中国的边缘。秦始皇统一之后巡游各处,立碑夸耀自己的功德,在这些碑文之中,“六合之内”“宇内”“天下”和“中国”掺杂着出现。显然在他心目当中,他已经将“中国”确定为相当于天下的地位。

不过,在文字比较完整的琅琊台石刻中,提到中国的疆域:西边到流沙,东边到东海,北面到大夏,南边到北户—即是秦廷以为的中国四周的边界。“流沙”当然指的是中国西北一带的沙漠,“东海”显然是中国东边的海岸线。“大夏”却是问题—中国的北方没有“大夏”。据汉代记载,“大夏”乃是西北边外的一个国家;汉人提到的“大夏”,乃是指泛希腊文化的巴克特里亚。这是一个塞种人(斯基泰人)的国家,原来应当是分布在今天新疆西北部及西伯利亚地区。在秦始皇的时代,大夏并不强大,秦人可能只知道西北有如此一个国家。其实这个国家和中国之间还隔着匈奴呢。“南至北户”,根据汉人的解释,“北户”相当于今天南海地区,在后来汉代建立郡县时被称为日南郡。在秦始皇的时代,帝国的南边已经到达今天的广东省,却并没有深入南海,也没有进入今日的越南。

从“大夏”和“北户”两个名称看来,秦帝国的边界内只是有四五十个郡的疆域;对于超越边界以外的情况,秦人并没有很清楚的知识。也许,从秦人对自己疆域边界的了解来看,他们在天下和国家之间还是有所界别。“天下”是普天之下,“中国”是天下的核心地区—这一个“中国”,却已经超越了过去的“中原”。

秦始皇统治了如此庞大的帝国,在他心目之中,天下的核心即是秦廷统治的郡县;中国以外的部分,虽然是天下之内,终究是边缘而已。在秦代以前,我们不知道邻居对中国的称呼。从汉代的典籍看来,即使中国已经改朝换代,北边的匈奴和西域一带的民族,依然常常称呼中国人为“秦人”。“秦”的发音,也就相当英文的“China”,在印度的梵语中,中国被称为“支那”或者“震旦”。外人称中国人为“汉人”,要到汉武帝以后,在此以前,“秦”代表了中国。(西方对中国另一个称呼为“Seres”,那是“丝绸”的意思,另作别论。)汉代继承了秦人建立的庞大帝国,而且历世四百多年,外人逐渐称中国为“汉”,历久成为习惯。这一名称沿用到今天,中国人自己的主要族群也还自称为“汉族”。

从殷周两代开始,经历春秋战国,过去以人群组合作为基础的共同体逐渐转变。总的趋向,乃是从属人的族群转变为属地的共同体,乡党邻里成为个人主要的归属。这一转变,可以从国家的管理制度觇见。春秋时代,封建城邑中的居民是统治的族群,在城外,居住在乡遂的“野人”(意指城外郊野的居民,并不意涉野蛮)则是另外一套编制;从封君的角度看,这些人是封建体制外的他人族群,而不是按照地域区分的被统治者。战国时代,如前章已经说过,七雄都经过制度上的转变,加强其统治的能力。城邑之外和城邑之内,都要纳入同一套管理系统,郡县制度的雏形已经出现。

郡县以下的基层,在春秋时代还是以“社”为中心的人群共同体。所谓“社”,也就是地方的保护神,每一个“社”所在地区的居民,都围绕着保护神成为一个共同体。秦统一中国,彻底实行郡县制,统治权达到地方基层。从云梦秦简中,可以看到当地县级首长是秦军的小军官。显然,秦一占据楚地,就立刻建立起统治机制。根据青川木牍记载,政府管理的业务直透地方的农业和仓储。

汉代延续秦制。地方基层的行政建立于乡、里。我们从秦汉简牍的记载,看到“社”转变为“里”。今日所见的秦汉简牍,涉及的区域既有边地(如居延),也有中原(如尹湾),更多的则是楚地出土的地方记录。这些记载所反映的地方基层管理基本相同。最基层的“里”,例如,根据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的《郑里稟簿》或荆州松柏出土的《二年西乡户籍》的记载,可以看出中央政府经过郡县、乡亭直接管到基层。政府掌握了每一个“里”的人口数字,多少大男、大女、中男、中女、小男、小女,他们每年的增加和减少,这些人所属的家庭以及彼此的关系,和每一家的产业。政府征收人头税,即所谓算钱和田赋,也由当地“里”的干部负责收集。在一个“里”中,也有一些自愿的组织,例如,像今天标会的合作团体、祭祀的集团、共同投资经商的结合等,有的是以“社”的名义出现,有的是以“约”的名义出现,却都以同“里”的人为主体。里长、三老等领袖人物,常常直接参与这些民间的自愿组织。从这些记载看来,地方行政当局经过乡里的组织,直接掌握国民的生活。在帝国体制之下,编入户籍的个人都是帝国的人民,即所谓“编户齐民”。当然,“齐民”二字并不表示人人平等,社会上的阶层还是存在,只是在帝国体制之下,百姓归属于国,并不属于族群。从这个意义来讲,帝国的统治贯彻到基层,说明了古代族群那种拟血缘的共同体已经解散,而代之以行政组织的基层单位,作为生活的共同体。秦汉帝国经过秦、前汉、后汉四百多年,彻底地打消了过去的族群观念。

汉代以农舍手工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地区间特产的交流依赖于秦代已经开拓、汉代继续发展的全国交通网。《史记·货殖列传》描述当时中国的道路网,俨然已是“三纵三横”,笼罩全国。在这一道路网上,都邑城市扮演的角色乃是各级货品聚散的交换中心,而不一定是生产基地。这些都邑城市,往往就是郡县行政单位的所在地。这一现象,也使得帝国体制在经济层面笼罩全国,使政治与经济彼此辅翼,发挥了强大的凝固力。中国历史上,这一全国互相依赖的经济网络,即使在国家分裂时,还能发挥经济一体的功能。中国常常分裂,然而分久必合,正是由于经济的互依,创造了国家复合的契机。

在思想方面,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是思想极为活泼的时代。到战国晚期,各家思想彼此影响,来自各个地区的地方色彩也因为彼此影响而逐渐融合。例如,本来在中原发展的儒家,和在南方楚地发展的道家,在彼此对话过程中,都有所修整。法家本来就不是学派,而是若干讨论管理学的人物,将他们的意见整理成理论。战国时代,各国经过一些不同的改革,这些经验,在彼此学习的过程中,成为帝国管理制度的理论基础。儒家和道家对这些法家的理论也有相当的影响。秦始皇在各处立碑,其中表彰的礼法和伦理,以及推崇的国家秩序,其实和荀子的理论相当地接近。这也是由于,秦始皇的主要助手李斯和李斯的同学韩非,都是荀子学派的人物。汉代实行的治术,继承秦代精神,乃是儒表法里。至于道家的哲学,虽然表面上和统治无关,但道家的道术也是一种手段。《史记》将韩非与老子同传,也不是没有道理。

董仲舒曾经应汉武帝之召,回答武帝的问题,提出所谓“天人三对”。除了关于天人关系的宇宙论观念以外,他最有影响的建议,是有关人才的选拔。汉代本来就有邀集天下人才的机制。在汉初,朝廷不定期地要求高级官员推荐人才;有才之人,也可以自动向政府报名。朝廷也不时让这些人才提出他们的建议,或者朝廷命题,要求他们答复。董仲舒的对策,就是回答朝廷提出的三个大问题。察举制度在武帝以后成为罗致人才的制度,内外高级官员都可以推荐天下人才,在不同的名义下—例如孝廉、方正、孝悌、力田,或者列举其特长,例如“能使异域”,等等。察举终于制度化,由各地方定期推荐人才进京,在上述各种名义之下,通过考试后,担任侍郎、郎中等类,留在郎署候命。那些地方推荐的人才,通常是地方官署的职员。这些职员经过上司考核认为值得推荐,就以递送地方工作报告的名义进京,同时,他们就作为地方推荐的人才留在京城。

在郎署待命的郎吏,等于是在京学习。他们以种种名义,在朝廷担任助理工作,甚至于执戟廊下,侍卫朝廷。他们也会被派遣在官署中服务,或者担任高级官员的助手,随时听待差遣。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批郎署的待用人员,可能被任命在首都服务,或者奉派到外地担任各种职务。汉乐府诗中有一段形容汉代公务员的宦途过程:“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有人以为,“二十朝大夫”未免年纪太轻。其实,此处的“朝”不是中央的“朝”,对于汉代的地方政府,当地人都可以称之为“本朝”—“朝大夫”只是在本地担任公务员而已。宦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却是“三十侍中郎”,从这个阶段以后,被察举的候选官员才真正进入了中央文官组织。西汉的高级官员之中,四十岁做到二千石者并不罕见。很多人在五十岁以前就做到丞相,或者相对于今天的部会首长。

察举制度网罗天下人才纳入统治机制,他们带来了各地的讯息,使朝廷决策时,经过这些人,可以了解全国各地的情形和需求。如果他们奉命担任外职,以汉代回避本籍的制度,必定在本地以外工作,可是在地方首长周围的辅助人员,都是从地方人才中征选,都是本地人。于是,一个地方政府既有外来人作为首长,又有当地人作为辅助,彼此平衡。如此一来,中央和地方之间,既有适当的沟通,又不至于发生当地人在本籍服务的偏袒现象。定期察举,等于将全国人不断地周转,不使任何地方独占权力,也使全国的信息因为人才流转而流转,全国的政策不至于有地方性的偏差。前文曾经提过,以农村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将全国组织为庞大的经济网络,地区之间自然有物资的流转。察举制度则是将人才的流转,也组织为庞大的网络,将人才资源和讯息经过流转,汇聚中央。这两个网络,彼此相辅相成,幅员广大的帝国,因此可以凝聚为整体。

以上所述,主要是从秦代到西汉的发展。经过二百年的演变,春秋战国的列国制度,终于转化为坚实的皇朝体制,以文官制度和市场经济两个大网,将广大的中国融合为一体。再加上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意识形态成为士大夫持有的价值观念。儒家—尤其今文学派—主张选贤与能、为社会服务,也主张天子承受天命,是为天下百姓服务,而不是一姓一家永远统治。这一套意识形态,使文官系统与皇权保持一个既合作又彼此制衡的关系。当然,文官之中的大多数会甘心为皇权服务;可是,也有不少人,不论在朝还是在野,都可能以他们的意识形态约束皇权。在世界各地的古代帝国之中,中国的这种制衡机制是相当特殊的。西汉的文化精英和统治阶层之间,具有如此微妙的关系,既可能有一时的冲突,也可以形成长期的稳定。社会精英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西汉以后,常常是庞大帝国能够维持不散的重要因素。

目录

自序 我们究竟是谁?
绪论 在全球化的时代审察自己
第一章 新石器时代族群的分合
第二章 夏商周:核心的形成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观念
第四章 天下帝国:关键性的秦汉时代
第五章 秦汉时代的扩张
第六章 天下国家模式的衰坏
第七章 隋唐的天下国家
第八章 宋、辽、金和西夏的时代
第九章 金、元时代的外族征服
第十章 明代:专制皇权(上)
第十一章 明代:专制皇权(下)
第十二章 满清时代:最后一个征服王朝(上)
第十三章 满清时代:最后一个征服王朝(下)
第十四章 后论:复杂共同体的形成(上)
第十五章 后论:复杂共同体的形成(下)
附录
《说中国》·解说(葛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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